一

研究《三国演义》中的谋略的论著很多，但在学术界的地位似乎并不高。论著很多，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确有很多智慧和计谋，对现实生活具有启发意义。数百年来，以此书为克敌制胜的枕中秘笈者，不乏其人。如清代魏源《圣武记》卷十三《武事馀记》云：“又闻额勒登保，初以侍卫从超勇公海兰察帐下，每战辄陷阵，海公曰：‘尔将材可造，须略识古兵法。’以翻清《三国演义》授之，卒为经略，荡平三省教匪。是国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1](P619-620)《缺名笔记》云：“本朝羁縻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1](P647)蛮(黄人)《小说小话》云：“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遂成滔天巨寇；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则此书不特为紫阳《纲目》张一帜，且有通俗伦理学、实验战术学之价值也。”[2](P217)时至今日，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商战技巧、外交策略、人才竞争等等，几乎都可以从这部书里获得灵感，《三国演义》也因此成为特别具实用价值的一部古典小说。

地位不高，大概一则由于应用研究属于“交叉学科”，“交叉学科”说得好听是跨学科，就像跨国公司一样；说得不好听，就是边缘学科，它横跨多家，可在哪家都没有“正统”地位，除非它自己的山头立稳了，可与别家并驾齐驱。二则，似与“道德感”有关。谈论“诡诈权谋”，颇为道德感强烈的人和貌似道德感强烈的人所不耻。于是有一部谈《三国演义》谋略的书，其序言便这样为自己打气：“其实，读《三国》，学‘诡道’，这并不可怕，并不奇怪，相反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地地道道是一部形象的兵书。在兵书中，‘诡道’是智慧的代名词。”“倘若我们能以形象的兵书观之，把无意中学到的‘诡道权谋’之术用于敌，那么，‘废料回收’，‘糟粕’也是可以变为财富的。”[3](P1)用“《三国》是兵书”来证明“诡道即智慧”，颇为牵强；“糟粕变财富”云云，又有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味道。透过这段并不有力的辩解，我们不难体会到“道德感”的巨大威力。三则，直接为现实服务的研究，易失之粗浅，至少人文科学是这样。别的不说，就说四十几年前，大量将《三国演义》与“儒法斗争”牵扯到一起的文章，今天看来，价值几何？所以尽管《三国演义》应用研究看起来很“热”，但文学研究者，对此持观望态度的，远远多于介入此领域的。有论者以为，《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之“热”“反映了当今学术界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对古典文学、古典小说研究后置于时代而产生的一种研究者自我价值似乎失落的悲哀和重新寻找自我的一种心态”[4](P291)。这个说法不太全面，因为从事《三国演义》应用研究的学者，有很多不是专门的文学研究者，而是管理、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后者而言，可能不存在“自我价值似乎失落的悲哀”。

撇开狭隘的学科意识和道德偏见，应该说应用研究确有其学术价值。这方面，沈伯俊先生的观点比较通达：“对‘应用研究’，应当看到其开启人们思维的价值，不应简单地予以排斥和否定。恢宏的气度，开放的眼光，多维多向的视角，将使《三国演义》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5](P432)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警惕应用研究的理论误区，即“泛谋略化”和“去诗心化”。过多地以谋略之眼看待小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物事件无往而非权谋算计，小说更为丰富的内涵往往被遮蔽，甚至消磨殆尽。尤其关键的问题在于，应用研究的本质是追求成功、避免失败，而就总体而言，《三国演义》偏偏是一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大书。

二

“泛谋略化”——过多地以“谋略”为切入点分析《三国演义》——很容易造成误读，其结论往往与小说的实际情形不相吻合。试看以下几则事例。

其一，“刘备摔阿斗”。有一部题名《权谋：“三国”群雄争霸十大厚黑》的书，其中《人心可以收买——掷阿斗众将动容表忠心》一节有言：“他(刘备)通过让阿斗受点皮肉之苦，而收得众将之心，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三十四计——‘苦肉计’的具体运用。”[6](P123)按照该文的意思，我们应该学习刘备善用权谋，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好的基础。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假如我们真的理解了这一事件，并向刘备学习，恐怕不能够学到收买人心的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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