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主编:刘帆;;名誉主编:杨春霖

中华民族的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以此而表达出来的语言也是世界上最悠久、最丰富、最生动的语言之一。几千年来，漫长的岁月积累了浩瀚丰繁的篇章，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不朽结晶，而且还显示出前人在运用语言艺术上的杰出成就。能否这样说，正是那些与内容相得益彰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技巧，才使得那些不朽的篇章有了永恒的生命力，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

一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实践先于理论，再从实践中总结和归纳出符合科学规律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中国修辞学的萌芽、发展、形成过程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从纪元前6-5世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诗经》、诸子散文、楚辞，到其后的汉赋、《史记》、《汉书》、乐府诗，再其后的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笔记、传奇，直到现代难以数计的著述，无一不闪烁着修辞艺术的光芒。在历史长河中，那些熠熠闪光的名字，如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柳宗元、陆游、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他们不仅以思想家、教育家、学者、诗人、戏剧家、小说家的声名彪炳千古，而且以他们的文字业绩，展现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当然也展现了我国传统修辞艺术的卓越成就。

然而，尽管起步很早，作为一门独立的、完整的科学，中国修辞学却形成得很晚。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许多关于修辞科学的精辟见解，可是长期以来处于附庸地位，大都散见于历代文论、经解、诗话、词话与随笔、杂记之中。直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才标志出中国古代修辞研究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形成了“修饰文辞”的理论框架。“五四”以后，修辞研究风起云涌，三十年代陈望道先生出版的《修辞学发凡》，奠定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基础，确立了“修辞必须适应题旨情境”，“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科学理论和体系。从此中国的修辞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登上了科学的殿堂，但是，却又难以意料地停滞了半个多世纪。

八十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科学技术的新高潮，国内全面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间的节奏在加快，空间的距离在缩小，社会交际范围在不断扩大，价值观念在不断更新，使得人们对社会交际主要工具的语言活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提高言语交际中信息传递的效率，增加言语表达的内涵，扩大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以反映人们日益开阔和深化的思维，适应高层次、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口语修辞和书面修辞的空前活跃，大大推进了修辞理论方法的研究，传统的修辞学面临着新的挑战，旧有的修辞理论和观念已包容不下实际存在的修辞内容。时代在呼求更加新颖，更加严密，更加完整的修辞科学体系。这种热烈紧迫的形势和局面，吸引了众多修辞研究者的注意，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并使我们萌发了编写《汉语修辞艺术大辞典》的意图。

二

八十年代起，有关修辞学的研究和讨论异彩纷呈，硕果累累。张志公认为“修辞是运用语言的艺术”;张弓主张“修辞为语言艺术化手段”;吴士文以特定结构为标准提出了“辞格的特定类聚说”;林兴文认为“同义结构是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王希杰以美学标准进行辞格的分类，研究修辞的表达效果;刘焕辉则在对语言要素(音、义、形)的综合分析中，将言语表达形式，思想内容，题旨情境结合一体，提出了“言语形式的适切组合观”等等。尽管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但是在一些要害问题上还是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一、注重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规律的研究，并将它作为修辞研究的重点，二、立足于运用的角度，明确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将修辞学与语法学、文艺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相关学科严格地划分开来。三、修辞学的研究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应该将“功能”、“结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向广度和深度进军。这些精辟的见解，给人们许多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为建设新型的、科学的中国修辞学理论及体系奠定了基础，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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