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1968年的“教堂山镇研究”至今，议程设置经历了50年的发展历程，从传统议程设置到属性议程设置的理论演进，对传播学的理论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面对媒介融合为主导的传播环境变化，议程设置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了议程设置理论第三层次--网络议程设置。论文主要从概念溯源、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现状前景四个方面对议程设置理论50年来的演进脉络进行梳理，并着重分析基于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形成的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在当前的理论价值和未来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网络分析/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沛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1968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当年美国大选前夕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受众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大众媒介议题的显著性程度对公众议程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这项研究是在北卡大学所在的小镇进行的，因此成为传播学史上著名的“教堂山镇研究”(Chapel Hill Study)，它被公认是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在此项研究的基础上，麦库姆斯和肖于1972年共同发表了论文《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标志着这个概念和理论框架的正式形成。[1]

根据麦库姆斯的回忆，“议程设置”的设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初的一场酒桌上几位青年教师的闲谈。此时麦库姆斯转会北卡，开始与肖合作正式对大众媒体与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2]除了这两位学者，印第安纳大学的大卫·韦弗(David Weaver)教授也为该理论的创建做出了贡献，他们三人并称为“议程设置之父”。历经50年的发展和演进，世界各国的学者参加到相关的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中来，发表的相关论文超过一万篇。毋庸置疑，议程设置业已成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经典理论，其研究范畴从最早的选举行为拓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共议题，并在欧洲、亚洲以及拉美国家等不同的政治/媒介体制和社会文化中得到验证和完善。[3]

进入世纪之交，议程设置的理论建构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97年，麦库姆斯和肖在一篇研究西班牙选举的论文中提出了“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 setting)理论，将其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次。有关议题属性影响力的研究使得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范畴得到进一步扩展。[4]

21世纪日新月异的媒介生态也在不断对议程设置理论的有效性发起挑战。在“教堂山镇研究”进行之时，报业占据了美国舆论场的核心地位，电视业正处于起飞阶段;而在半个世纪之后，传统媒体都在承受衰落的阵痛，飞速兴起的互联网新闻业也在经历着从门户网站到社交媒体的权力转移。[5]在这样的语境下，新闻媒体对公众认知和理念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议程设置理论是否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技术的更新迭代和媒介生态的变化对这一经典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麦库姆斯和他的中国弟子郭蕾博士(现任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ed Agenda Setting，简称NAS理论)，试图以此解释新闻业在这样一个基于媒介融合和社交媒体而变得日益“网络化”的时代，议程设置理论是如何继续发挥其效用的。[6]

姓名:史安斌 王沛楠工作单位:

一、从客体到属性:议程设置理论的演进

(一)从李普曼到“教堂山镇研究”

虽然议程设置理论是在1968年正式提出的，但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逐渐意识到了大众媒体与公众的认知存在密切的联系。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新闻学研究的奠基人李普曼。他将《舆论学》一书的开篇章节命名为“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并通过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的故事证明了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大多来源于大众媒介的报道。[7]

在《舆论学》面世的1922年，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着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都市取代传统的乡村和社群，吸纳了大量的人口涌入。由于社会规模的扩大，“现实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图景”(李普曼语)开始出现分离，公众亲身体验以获得的认知开始日益被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媒介环境取代，李普曼将其称为“拟态环境”。对于公众议程上的内容，绝大多数人获得的都只是二手的现实，新闻媒体则成为了连接现实环境和公众认知的主要桥梁。虽然李普曼没有能通过实证手段验证这一理论，但他所描述的情形与议程设置理论可谓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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