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虽然医疗条件落后，但是人们也是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对疫情进行控制。
我国周代就对瘟疫有了记载，是世界上明确有文字记载瘟疫最早的国家之一关于瘟疫在我国史料中很早就有了记载。
比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中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我国史料及医书中记载的瘟疫实际上就是现在官方术语传染病。疫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又称作瘟疫。瘟和疫同义，均指传染病。顾名思义“瘟”字与气候升温有关。
《黄帝内经》之《素问·本能病》篇说：“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
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瘟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可以说我国古代在很早就知道传染病的危害了，而且对其成因及危害有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对比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泛滥的时候大部分欧洲人认为是上帝的惩罚，高下立判。古代医书对瘟疫的治疗及预防有详尽的描述
古代中医药学在与瘟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
《黄帝内经》支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瘟疫虽然可怕，但只要提升人体免疫力，瘟疫病毒就难以攻破人体防线。同时还指出“避其毒气”，就是让我们要避免接触传染源。这些现在传染病的预防大同小异。
明朝医家吴又可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他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其实仔细翻看古代医书，对瘟疫有不少详尽的介绍以及方子，中医和现代医学是相辅相成，虽然有缺陷但也是不断进步和改进的。古代官方及民间对瘟疫的防治手段
古代王朝在稳定阶段对于疫情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农耕社会，劳动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人口是最大的财富。
一、隔离法很早就被我国用于治疗瘟疫。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泛滥，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欧洲人才想到隔离患者，而我国在很早就用到了隔离法。
我国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西汉元始二年（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可见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就对瘟疫采取了隔离法，可以说领先于当时各国。
二、用药剂诊疗。光隔离肯定是不行的，治疗瘟疫的药剂是少不了的，我国古代朝廷在瘟疫之年基本都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比如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临安出现瘟疫，朝廷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史载“活者甚众”。
再比如明朝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民众，效果也相当好。
三、将死者填埋，防治瘟疫扩散。在我国古代也很早就认识到死去的瘟疫患者也是传染源，这些人必须填满。一般就由当地官府出资，出钱让人填埋尸体。比如北宋仁宗年间，京城大疫，仁宗赵祯就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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